(2)颁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合议庭组成方式、职能分工、内部运作、考评机制和责任分配等。
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讲，用以证成司法决定的论证结构应当满足融贯性的以上性质要求。四、结语 转型时期多元主体的利益纷争需要法律的终局评判，对话的法律论证模式为多元主体提供一个形式上平等交涉的场合，体现当前政治道德中的和谐理念对多元公民权利的重视。
" 相对于政府和官员来讲，公民显然属于弱势群体，法院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反映了司法对不均衡地占有资源的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平衡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认同危机。这种一元化关系是一种国家优先、社会丧失独立空间的发展模式，国家为先的价值观念必然钳制个体利益的生存空间，因此，计划经济时代是个体利益诉求被忽视的时代。一个正常的司法信念体系必须是融贯的，据此而进行判决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三、对话式论证的缺陷弥补：整体的融贯论 对话的法律论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法律决定的专断性，"是排除司法专断的有效措施" ，但是，只强调对话的司法过程会导致另一个困境：法官岂不是成为"和稀泥"的了？而且，法官若毫无原则地"衡量"各主体的利益诉求，极可能成为如上文所述的社会强势群体继续"合法"攫取利益的工具，这与当前政治道德的和谐理念是背道而驰的。需要思考的是，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治社会，使法律能够有效调控由多元主体竞争所产生的纠纷、并有效解决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从而在微观层面践行和谐理念？ 利益多元以及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从管理模式向对话模式转变。
多元的主体必然表达多元的利益，尤其是在司法场景中，处于纷争之中的当事人会尽最大努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以之影响法官的决定。在微观上表现为个体利益的增加以及个体权利观念的觉醒。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对农村的掠夺，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差别，同时也使国家更加地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从而形成了一个怪圈和一种悖论。
即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肯定迁徙自由的同时，也根据现实情况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难以容纳大量的外来人口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产物。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无法保障城市人自由迁徙到农村生活，那又如何能够保障农村人自由迁徙到城市里生活呢？如果不能都保障或者是只能保证一方，那么这种迁徙自由还是平等的自由吗？还是公正的吗？还是迁徙自由吗？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简单地将迁徙自由看作是完全开放户籍，尤其是开放大中城市的户籍，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必将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城市。(23) 首先，如前所述，长期的二元格局的制度化发展中形成的以户籍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格局是客观存在的，实现迁徙自由必然涉及对这种利益格局的制度化调整。
(2)[印]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第3页。这样，城市和农村便可以通过这种良性的互动，促进各自经济的发展。
在各种福利保障都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拖垮城市的建设。阻止建立互动的公共理性，而冀望一劳永逸的市场化制度设计描绘出美好的图景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大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无法吸纳和消化大量的低端劳动力，更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多元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一种僵局的产生，但是注意到这些不同原则之间的持续冲突对于正义理论是十分重要的。
(14)对此，他指出：正理式的公正观不能忽视由任何制度选择所产生的社会现实。在进行制度化调整的过程中，如果只考虑一方面(如允许农民自由进城)而不考虑另一方面(如城市如何接纳农民)，就会形成新的不公正，带来新的问题。首先，从法律上说，农民所依法享有的福利待遇和保障是附属于土地的，而市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和保障是附属于户籍的。正如印度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谈到正义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一套能作为实践理性基础的公正理论，必须包括对如何减少不公正和促进公正进行评价的方法，而非仅仅致力于刻画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
当然，影响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接纳外来人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无力承担外来人口拥有城市户籍之后所需支付的成本。(18)也正是基于这一点，1975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正式从宪法文本中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至1978年乃至1982年修改宪法时也都没有予以恢复。
(27)参见《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人民日报》2013年3月27日。从积极意义而言，它给大城市提供了建设需要的大量人才和劳动力，推动了大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要在理论上有一个正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客观地看待影响迁徙自由实现的各种现实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条破解问题的路径。当前影响迁徙自由实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要在理论上有一个正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客观看待影响迁徙自由实现的各种现实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条破解问题的路径。(19)同前注（2），阿玛蒂亚?森书，第12页。(16)因此，阿玛蒂亚·森的基本观点是：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之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并不是该不该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而是如何来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问题。因此，关键问题是应当在宪法上进一步明确肯定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赋予农民主体地位。
(2)对于阿玛蒂亚·森的正义理论本身及相关观点，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他对于正义问题的分析方法，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启示的，那就是对问题的分析应当基于特定的社会现实而非仅仅是一种预设的理念或制度。更何况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权利与市民对户籍所拥有的权利是完全不同的。
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向城市，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是阻碍了城市的发展。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如何保障农民与市民平等的权利与地位，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着眼于公正比较的部分排序，其基础是各种中立的理智思考所共有的结论。(23)同前注②，阿玛蒂亚?森书，第73页。
这种不均衡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这些因素具体通过户籍这样一个形式表现出来，而户籍背后所体现的是城乡福利待遇的差异，所以当前迁徙自由问题集中体现在了户籍改革方面。是从权利上保证进入城市的农民享有和已有居民完全一样的权利。(3)有些地方的土地补偿标准的提高得益于当地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土地本身的用途，但结果却是由被征地的农民得益，一夜暴富，最终是由购房者支付了高额的征地成本，从而推高了城市的房价，这反过来又制约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也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与北京相比，上海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从理论上说，保障迁徙自由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一旦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一方面可以增加他们在迁徙自由方面的对话资本，让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农村生活，也可以选择以土地换户籍的方式自由地到城市生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城市的居民也可以通过土地自由置换的方式到农村去生活和创业。
例如，日本《宪法》第22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移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2)关注社会现实，而非仅仅关注制度与规则的要求。
(一) 城镇化过程中对迁徙自由的期盼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他们在给城市发展和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却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如社会地位的差异和权利的缺失。(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也指出，新型城镇化道路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障碍、福利社保制度障碍和土地制度的障碍，通过这一系列改革达到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效果，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增加农民进城的资本，对我们国家的福利进行更公平的分配。
只有在此基础上认真分析和研究影响公民迁徙自由的现实因素并提出客观可行的解决方案，才是理性解决问题的路径。他指出，在这个例子中，读者可以思考一下，究竟哪个小孩应该得到那支长笛？安妮说，她应该得到长笛，因为三个人中只有她会吹奏，而唯一会吹奏的人得不到长笛是非常不公正的。就不同利益的各方而言，他们的观点和看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孰是孰非，就像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小孩与一支长笛的例子那样。实现路径 随着我国城镇化问题的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与迁徙自由也再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不仅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形成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内地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别。而在1954年《宪法》起草的过程中，最初对于迁徙自由的问题并没有加以规定，但最后还是在《宪法》中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内容。
陈春雷，同济大学法学院。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对人口自由流动的认可与保障。
而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失去的那部分土地所拥有的利益，基本上是由当地政府获得的，而接纳失地农民的城市不仅没有获得利益，相反还要为接纳进城的失地农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解决他们的就业、子女教育、居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增加地方财政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压力。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
